中国村魂——追忆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

发布:2016-05-03 10:33

  一个人,当他去世10年后,会怎么样?

  10年,有多少光环也淡去了,人们却仍在怀念他,一想起还言犹在耳。

  10年,有多少荣耀也消散了,百姓却仍在念叨他,一提起就潸然泪下。

  这位整整50年的村支书,从一个最小的原点,抵达了一个最高的巅峰。

  史来贺,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。他与雷锋、焦裕禄、王进喜、钱学森并列,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“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”。1979年,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,向8亿农民宣读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倡议书……历史已铭记了他,这位新时代农民的先驱,这位中国乡村的灵魂人物。

  生前,他是一座丰碑,感召了几代人,成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榜样。

  死后,他是一颗星辰,照耀着千万人,留下永垂不朽而意味深长的启示。

  忠魂

  身不离农村

  心不离群众

  手不离劳动

  一面红旗,在黄河北岸平原上飘扬半个世纪。

  1952年12月,22岁的全国民兵英雄史来贺,当上刘庄村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,棉花高产的刘庄,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。史来贺与刘庄,凝成了一个血肉整体。

  史来贺的50年村支书生涯中,16次进京参加国庆观礼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;当选中共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大代表,当选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,其中五、六、七、八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。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全国优秀领导干部、全国劳动模范、全国有重大贡献专家、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、全国植棉能手……直至2003年4月23日,73岁平静谢世。

  2009年4月3日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刘庄,握着现任村党委书记史世领的手说:“你父亲的名字,我很熟悉,他的事迹我也很熟悉。一个50年代的老典型,不断地与时俱进,使我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,要研究怎么做到的与时俱进。老支书的楷模作用,这次来看一看,我也是慕名已久,了却心愿啊!”

  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,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重要批示:“史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很感人。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,可集中宣传一批各类党员干部正面典型人物,使大家学有榜样,行有示范。”

  时代跌宕递进之中,一面红旗50年不倒是一个奇迹。史来贺青年时的起步,恰与新中国起点重合,一路穿越土改、合作化、人民公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改革开放时代。曾与他齐头并肩的一批全国农村知名典型,眼看着载沉载浮,一时有人飞黄腾达,一时有人饮罪落马,一时有人昙花一现……而他,成为一个善始善终的典型。这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谜。

  其实,他是一个率性的中原汉子,素来光头,身板壮实,眉目开朗,粗喉大嗓。头上的白羊肚毛巾后来不系了,还是一身布衣,两脚泥巴。他最喜欢的事,就是在夏秋下雨天,光着脊梁在田野的大雨中呼啸扑腾。

  一个人,一个村庄,1.5平方公里,50年——这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。

  1953年,上级就要调他去当国家干部,派新乡县四区区委书记史广礼“三顾茅庐”。大热天,他拉了两张苇席,俩人睡在打麦场上一夜谈心,他说服了史广礼,留在了刘庄。

  1957年,他当上全国劳模,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。上级准备破格提拔他当新乡专区农业局长,他谢绝后留在刘庄。

  1965年,新乡地委下达任命,他进城当了新乡县委副书记,还兼任刘庄大队支书(注:1958年—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,刘庄村为刘庄生产大队)。不久“文化大革命”动乱,他被打成“黑劳模”、“走资派”游街挨斗。1968年9月一个深夜,他带上行李骑自行车回了刘庄。

  1977年,他再次当选全国劳模,河南省委任命他为新乡地委书记。地委第一、第二书记登门做工作,他要求兼任刘庄大队支书。上任后,平时在刘庄办公。直至转任新乡市人大副主任,他还在刘庄……

  一生一世,史来贺都不肯离开刘庄。客观原因是刘庄群众不愿他走,他自己又为了什么?

  他说:1949年8月6日,我在刘庄第一批入党,是在镰刀锤头的党旗下立过誓的,当时没见到统一的誓词,我掏心窝子说过:“为了刘庄父老乡亲有饭吃,有衣穿,有房住,都过上好日子,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不怕死,不怕苦,不怕吃亏,跟党走一辈子不变心,死不回头。”共产党员一诺千金,我怎么能一走了之?

  他说:1957年,周恩来总理得知刘庄千亩棉田亩产皮棉111斤,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,握着我的手说过:“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,给全国树立个榜样。”如果哪天又见周总理,总理问我:史来贺,你的棉花种得怎么样了?我怎么回答?

  他说:我和同时期的全国劳模文香兰谈过,咱农业劳模的责任,就是跟群众一起劳动,把脚下这块地球修好。我知道自己的能力,只适合干村支书……

  记者采访时,一位退休村干部又作了补充:

  因为,老史他忠于共产党的理想,把自己完全放在老百姓中间;

  因为,老史他是穷人出身,有穷人的体会,始终没把穷人忘了,没把可怜人忘了。

  那年看电视剧《巍巍昆仑》,看到剧中的毛主席蘸墨挥毫,一笔笔写下“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边”,史来贺忽腾一下站起来,热泪盈眶迸出一句:“毛主席啊,最了解中国国情,最了解农民!”

  他一辈子情有独钟,正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。他之所以对共产党忠诚,是因为共产党对老百姓好,为劳苦大众谋幸福;他之所以为劳苦大众献身,是为了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,跟共产党走。就是这样一种逻辑组合、一种血肉组合,使他的政治志向至大、至纯、至坚、至刚。

  他的人民观,与生俱来,是由苦大仇深的出身决定的。

  1930年7月25日,史来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。他从小满眼都是苦难,父亲给地主扛了30年长工,加上连年涝旱盐碱灾害,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。土匪抢劫留下黑条限期交钱,全家哭天不应,把口粮、被子、棉袄都卖了,那个饥寒年关就像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家的场景。他4岁时生对口疮,12岁时发高烧,无钱医治两次差点夭亡。尤其1942年河南大灾荒,刘庄死了60多口人,16家绝户,史家也失去3位亲人。从小最亲他的堂哥快饿死了,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堂哥吃,眼睁睁看着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的妻子刘树珍,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砸死在煤窑里,全家外出逃荒前,把16岁的她送到史家成亲,那年史来贺才14岁,过早地长成了男子汉。

  他给富人打长工、放牛羊,又到小冀镇赶集做小生意,爷呀婶儿地喊着叫卖蔬果茶水;冬天拉粮车当脚力,脚跟冻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迹……

  所以,他的初衷充满痛感,他的追求带着血痕,怀着一种强烈的抗争心理,为贫穷农民求翻身,为劳苦大众谋利益,他成了旧社会苦难史的彻底颠覆者。

  刘庄,坐落于一个历史的敏感地带。知中原而知天下,这片土地成了一块当代“试验田”。1958年,毛主席到与刘庄相邻的七里营视察,提出著名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;1957年,周总理希望刘庄给全国树立榜样;1981年开始,党中央又持续关注刘庄改革进程,逐年汇报逐年批示……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刘庄,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大棋盘上一枚具有代表性的棋子,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地莅临刘庄,17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专家频繁地访问刘庄,全国参观者拥向刘庄,国内外媒体报道刘庄……

  为什么是刘庄?——因为有史来贺。他为世人始知,就是一个农民带头人,他一辈子珍重这个身份,一辈子尊崇这份价值。为了探求一条依靠集体经济、农民共同富裕之路,他充任了一个义无反顾的先行者、开拓者、负使命者、集大成者。他一眼看到底:“如果农民一直过不上幸福生活,那就是咱共产党没本事!”

  他所说的农民,是每个,是全部,一个都不能少。在人民当家的新社会,在社会主义新农村,他不愿看到贫富悬殊,憎恶两极分化,谁伤了贫困百姓就伤了他,谁冷了困难群众就冷了他。他已形成一种本能——怜贫惜弱。

  在他家里,嫁到七里营的大姐家富裕,嫁到毛滩的三姐家贫穷,大姐对三姐有些不屑,他走亲戚就常去毛滩,极少去七里营。

  出国考察,看到了美国医药企业的气派,看到了日本中小企业的精良,但最触动他的,是摩天大楼下的贫民区,是霓虹灯背后的贫富不均。

  改革开放后,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当时他正年富力强,两个儿子世领、世会也有才干,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,人脉本事足以轻松致富,甚至有人预言会成为雄踞中原的富翁……他却说:“个人富了,大多数人还穷,吃饭不香,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。集体搞好了,群众富了,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。”

  他多年养成习惯,每夜入睡前,都要对全村300多户“过电影”。刘庄村民说:“在咱村,是集体致富,不漏一家。全村谁家日子不能过了,老史都过去拉一把。特别是对困难户,格外看得重,恐怕他们过不好。”

  他最牵挂的是病人、老人、孤儿寡母、残疾人,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:“这些可怜人,平时谁理?撵在人家后头说话人家都不想听呢,他们在刘庄有福了。”

  记者采访36岁的余荣海,他单门独姓,父亲早亡,爷爷余得洋是哑巴,母亲韩玉琴有些痴呆。他说,俺家如果不在刘庄,早就散了。从小他就看到,老书记逢年过节来慰问,又派妇女干部帮忙做家务,集体新村他家最先入住,还添置了冰箱、彩电、缝纫机。他高中毕业后,又被安排在最安全的药厂微机室上班……老史有次路遇韩玉琴,下车问她去哪儿,她连个招呼也不会打,直愣愣说回娘家八柳树村。上下打量她,脚穿新皮棉鞋,身披波司登大衣,打开提包看看,是村干部帮她准备的烧鸡、鲜肉和糕点,老史满意地笑了。哑巴余得洋热心为村邻做好事,孙子结婚时,老史来喝喜酒,还提起早年在梨树园的趣事,他可有面子了。他只要一比划举大喇叭,孙子就知道他又遇见老史了,他还比划老史拉着他的手问寒问暖。有一天孙子告诉他,老书记去世了,80多岁的他跌跌撞撞拉着孙子往史家跑。出殡那天,他站在家门口朝灵车不舍地摆手,泪流无声……

  采访杨丽时,她刚当上药厂职工食堂伙房组长。1999年九月初四,她在县医院剖腹产下一对龙凤胎后,大出血昏迷,医生站在血泊中抢救,医院血库告罄,急需输A型血。老史从闻讯那一刻起,彻夜抱着电话,为了一位普通村民的生命,调动的阵势真是壮观。史世领带人最先赶到新乡血站,第一个撸起袖子抽血。汽车把刘庄人马一批批运往血站,终于从两人身上找到了A型血,汩汩输入杨丽体内。杨丽的公公又端来几袋血,说是老史托人从其他医院找来的。杨丽输血4000CC,几乎把全身血液换了一遍。从老杨庄赶来准备献血的娘家人,感动得流泪。医生和病友也赞叹:“社会主义好,刘庄集体好,有史来贺这样的支书,刘庄人还怕什么?”……老史见到一对龙凤胎时,小儿女已在花园中蹒跚学步,奶声奶气争着喊“老史爷爷”,他无比满足地连声答应:“啊,可好,可好!”他去世时,杨丽的婆婆拦着灵车哭喊:“老书记,俺们不让你走啊!”

  对放羊老汉刘荣正,对老村医刘明书,老史都是守在床前直到送终。可是,自己的父亲临终时,他正领着群众在棉田里紧张排涝;自己的母亲临终时,他正守在造纸厂烘缸旁指挥试车。这个远近闻名的孝子,只有伏在双亲灵前磕头痛哭。

  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时,还催促村干部:“我想来想去,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日子最差,你去看看他有啥困难没有。”腿有残疾的王伟民,早年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。村干部看了回来说,老王家小院可干净了,床上新被子,老伴也体贴,他还亲口说有几万元存款。老史长舒一口气:“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,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,这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  这个刘庄的当家人,既像仰事侍奉的儿子,也如俯身呵护的慈亲。

  夏天,他联系“宝花”厂家,20多年前就为集体新村统一安装了空调,外村亲戚都来刘庄避暑。开干部会时,他指着空荡荡的村街说:“你们看,群众这会儿都在家凉快哩,该睡的睡了,该上班的上班了,多美啊!”

  冬天,一下雪,他就抱着对讲机,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上班早下班,通知车间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袄。又从大喇叭里通知新单元楼住户:村干部马上去送煤和火炉了,保证每家不受冻!

  过年,他和村干部照老规矩,到牛屋马厩过除夕,替饲养员喂牲口,让他们回家吃团圆饺子……

  一桩桩,一件件,老史重重复复50年,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,村民有多少感动也习惯了。老人们喊着他的名字依靠他,其实他也是老人了;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,其实他也是病人了。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给需要的人,自己却病到大小便都行动困难了还不让人服侍……

  然而,他平时说得最多的却是:“咱刘庄的老百姓真好!”

  当他是风浪之中一条蛟龙,群众是海;当他是困难面前一只猛虎,群众是山。当他遭受委屈、冷遇、挫折,不太懂政治的农民心里也有一杆公平秤。

  他最难忘“四清”运动中那一幕——打麦场上,黑压压坐了几百人,一个由中央、中南局、省委、地委30多名干部组成的“四清”工作组,带着“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”的成见,踢开刘庄大队党支部,召开批斗会。已经“靠边站”的史来贺,在会上接受“四清”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。一个外号“抵人牛”的社员,以前损公利己挨过老史的批评,上台大呼小叫,越说越激动,突然甩掉棉袄,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。几百名社员忽地一下全站起来了,“抵人牛”的拳头挥向老史时,人群挡在了老史面前,瞬间站成一道人墙,顿时震惊了工作组!老史低头站久了坚持不住时,一个凳子悄悄递过来,向来少言寡语的普通社员刘名勋,轻声说:“老史你坐这儿吧。”……这道人墙,这个凳子,让老史感动至死。

  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人民群众的力量,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。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,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,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。宗旨誓词,只讲不做,在百姓面前轻民、鄙民、欺民、惧民,与群众之间隔膜、棚架、鸿沟、壁垒,以致出现官向官、民向民的对立。正如刘庄村民说的:“对党对人民,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,咋不官僚?咋不腐败?必然的!”膨胀时可怕,空虚时可怜,像个气球一触就破,不过区区半张皮。总之,对于党员干部来说,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,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;你心里没群众,群众心里也没你——于无声处,雷霆万钧。

  所以,史来贺一生不唯官,不唯上,唯对群众有“两怕”。

  一怕,怕在群众中孤立。

  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,就像《朝阳沟》里的“银环”。头次参加群众大会,她想,史劳模一定很魁梧,呢子大衣、呢子帽、大皮鞋……台上站起一个人,头系白羊肚毛巾,黑袄黑裤黑布鞋,嗨,就是个庄稼人嘛!

  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:“解放前,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,咱们碗里是胡萝卜丝、白萝卜丝、白菜心,地主的小瓯里,搁几片牛肉,香油一拌,明晃晃的,咱们看着啥滋味?现在咱们当干部了,啥时候都不能特殊,一些贫困百姓,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。”

  他与家人约法三章:一不比群众特殊,二不占集体便宜,三不收礼送礼。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,5个孩子也要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

  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,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,他说不需要。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要。

  他从刚有自行车的上世纪60年代起,就要求村里干部,骑车遇到年长的村民必须下车。有了轿车后,村里干部在村内工作不能坐车。外出坐车遇到步行的村民,他总要喊上车捎一程。

  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,记性又好,一抖落一串儿,当众剋得叫你地缝难钻。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,他怕伤着群众:“你罚他,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,村上能得多少利?”即使批斗过他、诬告过他的人,他也宽容相待,甚至委以重任。

  晚年的史来贺,更审慎,更明达。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教训,防止个人威望形成“一言堂”,因而特别注重民主,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。

  对接班人问题,他的态度更鲜明:刘庄产生干部,不能个人指定,要集体培养、大家选举,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,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,就选举谁。在他去世20天后,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,不提候选人,直选新一届村党委书记。史世领以全票当选,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,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。

  二怕,怕在群众中孤独。

  “四清”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“四清队”,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,但在运动初期,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,也禁止与群众接触,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。下田劳动,没人敢走近他,上工下工一个人,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,他落泪了。他感叹:“啥最难受,离开群众最难受。”

  他喜欢跟群众一起劳动,汗水相映,肝胆相照,魂魄相依。

  他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,跟群众蹲在一起边吃边聊。

  直到去世前,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,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。随处拣个马路牙子,脱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,男女老少偎过来,说说笑笑一片融洽。村民们说,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,还平易近人,见了男娃喊小名,见了闺女喊妞,全村1600多口人,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,问问老人,逗逗孩子,夕阳下,晚霞里,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……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,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,一种生存意义。

  史来贺是一本大书,章节各有精彩,但通篇回荡一首主旋律:

  老百姓是地,老百姓是天,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。

  老百姓是山,老百姓是海,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。

  风骨

  不跟风

  有主见

  实事求是

  与时俱进

  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,七里营诞生的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谢幕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,广大农民分田到户“大包干”的欢呼声中,无数目光盯着刘庄,盯着史来贺。

 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,分明是在敦促、劝告、担忧。按照当时思维定势,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,一时谣言四起:“史来贺挨批评了”,“史来贺调出刘庄了”……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,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。

  刘庄又成一座“孤岛”——分?还是不分?

  打顺风旗易,迎顶头风难,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。

  1956年,刮起“小社并大社”之风,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,提名他当社长。他却弃大求小,坚持刘庄“一村一社”。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,但区里拒不承认“黑社”,不准参加会议,不予传达文件。这时又遭寒灾、涝灾、虫灾,粮棉收成锐减大半,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。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,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胡萝卜,又成立铁木小组、豆腐坊,组织烧砖瓦、到黄河滩割草、到火车站装卸、串乡做小买卖,当年副业收入1.7万元,可买近20万斤口粮,还给群众4次分红。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:中国农村情况复杂,从目前来看,一村一社比较好。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,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。

  1961年,农村推行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。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,分养牲畜,调动了生产积极性。老史却弃小求大,坚持以大队为基础。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:“刘庄干部有个习惯,无论啥事,都爱用‘刘庄实际’这把尺子量量。”刘庄就这么大,居住集中,大队有凝聚力,为了利于发展生产,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,还是不退为好。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,把刘庄作为“不退”典型上报中央,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。

  “文化大革命”狂飙突起,连郑州、焦作、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“点火”,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,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,还诬他“藏黑枪”。老史力挽狂澜,在群众大会上宣布:“刘庄绝不能乱,今后写大字报的,自己买纸买笔;外出串联的,生产队不记工分、不给盘缠。”正值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时,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,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。1976年初,周总理逝世,在“四人帮”的政治高压之下,老史召集村里干部和党员、团员,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他说:“遇事要有主心骨,不能听风就是雨,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。”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。十年浩劫过后,世道人心处处废墟,刘庄却抖落尘埃,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……

  然而这一次“大包干”,非比以往,非同寻常。天大的压力之下,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,最严峻的一场考验。

 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。新乡解放前夕,战事正紧,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,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、送粮草,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;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,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。到了建设时期,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、第一个合作社长、第一个高级社长,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气风发……

  现在,他沉默了。

  灯下,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。多少风险多少重荷,多少精髓多少真谛,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,尽在夜色里,尽在不言中。长期失眠的他,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。村民们说,一年365夜,俺们全村都睡了,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,为俺们操心。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明的灯窗——这一幅“静夜思”,是史来贺人生中最经典的画面,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。觉悟觉悟,田野上“觉”,村舍里“悟”。坐乡下而观天下,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,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。他深知,刘庄这面红旗,不进则退,退则必倒,因此他的所有参悟,都是为了与时俱进,使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。

  此时的刘庄,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化,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,工林牧副占总收入的70%,2/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、三产业,集体实力雄厚,机械化程度高,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,村民收入稳步增长,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——刘庄分不分?

  全村300多户出现三种声音,“不分”占75%,“两可”占20%,“分”占5%。想分的人,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,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。

 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,老史从台上站起来,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中整整一大段话,烂熟于心的200多字,一口气背了出来!……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,“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,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、多种劳动组织、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”,“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,搞一刀切”,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“不分”更占上风。但老史不搞“少数服从多数”,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。最终,除了两户决意出去单干,刘庄上下达成共识——不分。

  刘庄历史上,每一次特立独行,都是一次强刺激,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,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。1980年,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“小康村”。

  1981年8月,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,对史来贺说:单靠抓农业,100年也富不起来。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。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。

  1982年,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,分为农业、园林、畜牧、工副、商业、农机、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,实行综合经营、专业生产、分工协作、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。两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。

  21年后,史来贺去世,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:355户1616人的刘庄,固定资产近10亿元,总产值8.8亿元,上缴税金4500万元,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,户均存款20万元。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,上学、看病、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,并在兴建别墅新村。农业实现机械化、水利化,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。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,其余劳力从事二、三产业。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、经济市场化、农民知识化、生活城市化。

  而且,刘庄“一村帮带13村”,把周边新乡县、修武县、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,也带入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。

  1991年,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,感慨道:说句心里话,社会主义好,刘庄是有说服力的。

  1989年,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,激动地说:我今年80岁了,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!

  1990年,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,题词:发展集体经济,走共同富裕道路。

 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:刘庄“堪称依靠集体、全面发展、共同富裕的典型”……

  “不倒翁”,“擦边球”——也有人会这样说。从这种比喻里,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“术”,是技巧;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“道”,是信仰。

  实事求是,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。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,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,不论顺风逆水,不论激流险滩,始终处理好“三个关系”: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,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,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……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,老党员们含泪相问:“50年了,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?对照对照,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!”

  这个50年的村支书,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路自信,有主见,有风骨,实事求是,与时俱进,尤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,使盲目的“一刀切”总在刘庄切不下去,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、功亏一篑之弊,免去折腾,未伤元气,有恒产,有恒心,在每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,不负重托,不负众望,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,在阔步行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。

  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、最令人敬佩之处、最给人启迪之处。

  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、最大的定力所在、最大的魅力所在。

  因此,他也被人称为“农民政治家”。

 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,人生成名早,志向定型早,事业开创早。但更难能可贵的,是他的善终之功。一生践行党的宗旨,从无怀疑和犹豫,从未动摇和偏离,所以,一切问题迎刃而解,毕生奋斗终成正果。

 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,就是坚持“两个一”:一切从刘庄的实际出发,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的利益出发。

  刮“浮夸风”时,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高产”,公社压任务,要放小麦亩产15万斤的“卫星”。刘庄会计算算,15万斤麦子装麻袋,在一亩地里能结结实实码两层。老史顺势说,亩产15万斤的话,全村人种3亩就够吃了。于是仅种3亩“卫星田”,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。结果,“卫星田”连麦种都没打够,靠大田才稳产。

  刮“共产风”时,公社对生产大队“一平二调”,把小麦玉米拉走了,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。老史详细记下来,拉走什么粮、多少斤,刨走几棵树、多高、多粗等等,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。不久,中央通知退赔平调物资。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亏,刘庄却出示收据,领回折合退赔款7.2万元。人们佩服老史长了“前后眼”,他说:“啥眼!这是把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,一动就心疼。”

  1960年,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,周围村庄里,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,甚至饿死了人。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“黑色幽默”。群众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,“只要他不死,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!”粮食不够副食补,仅胡萝卜就种了70多万斤,又用棉籽饼、玉米芯自制淀粉10多万斤,还做豆腐、粉条和养猪。群众顿顿都能吃饱,每周还有肉吃,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出现……1961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,大食堂解散,可刘庄人竟有70%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……

  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,老史还是一位杰出的“乡村演说家”。

  那年土改,翻身农民分田分地,可一些穷人怕变天不敢要。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,拿着大喇叭带头“倒苦水”。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:“天地,天地,天和地总是相连的。咱们翻身了,天都是穷人的天了,为啥还不敢要地?!”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惨死的亲人、悲伤的往事,讲得台下一片哭声,打开了局面。

  那年平整土地,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。他在动员大会上说:“地再赖是死的,人是活的,平好一洼是一洼,治好一坡是一坡。一年不行五年,五年不行十年,咱这辈子不行,还有子子孙孙!”讲得人心大振,士气高昂。

  那年寒、涝、虫重灾齐袭,在生产自救大会上,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:“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子,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,都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护着。有党和政府的关心,天塌下来咱们当被子盖,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!”讲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,人心安定下来。

  那年丰收在望,他在群众大会上说:麦熟一晌,要开镰了,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,自家煮点鸡蛋。又补一句:“不能光叫儿子吃啊,让媳妇也吃个鸡蛋。”他宣布先放一天假,让媳妇们回娘家看看娘,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……“咦,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!”全村妇女欢天喜地,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。

  他去世前一年多,一份5000字的《史来贺书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》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。他依然一团火似的,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,掰开揉碎地讲,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,讲假如变成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,讲刘庄还要走集体致富道路。并从发展生产力、缩小贫富差别、选好接班人、内部机制改革、竞争上岗、家庭再分配等方面,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、合理差别、共同富裕的发展方案……

  俗语说,“话说三遍如凉水”,但同样的大道理,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。他的演说亲切家常,充满辩证法,洋溢泥土气,衣食住行随口道来,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。所以,刘庄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,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。有时晚开几天,村民还催促“该开会了”。年轻人李博说,记得小时候,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,一路上热热闹闹,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,大伙儿拍巴掌拍得可响了,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……

 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,诠释得风生水起,群众信了;小村庄的群众路线,发挥得淋漓尽致,群众服了——50年已入大化之境,炉火纯青。

 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,说到底,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,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。所以他笃定地说:“不要光看上级的、一时的评价,要看群众的、历史的评价。”

  果然,群众在响应他,历史在呼应他。一个显著例证,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“新乡现象”。在一个地级市里,以史来贺为首,形成了一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,涌现了一批“史来贺式”的农村党委、党支部书记——吴金印、刘志华、裴春亮、范海涛、张荣锁、耿瑞先、许福卿……史来贺1990年10月22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文章《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》,更成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。

 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,一个原点上的极限飞跃,史来贺以50年的跨度、广度、深度、高度,让人们懂得,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!

  梦想

  集体空

  没人听

  群众富

  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

  史来贺奋斗50年,刘庄奏响三部曲:

  60年代末,实现粮棉双高产,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;

  80年代初,依靠集体工副业,成为农村“中原首富”;

  进入21世纪,以生物药业为龙头,稳踞全国农村前列。

  “集体空,没人听;群众富,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。”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,一颗汗珠摔八瓣儿,是一般人吃不了的苦。

  第一仗平整土地,一平平了20年。

  “方圆十里乡,最穷数刘庄。”刘庄地处黄河故道,4条3米多深的河沟,5个大坑塘,1900多亩土地碎成了700多块,沙土掺胶泥,全是“耷拉头、仄楞坡、盐碱洼、蛤蟆窝”。1953年,史来贺组织平整土地攻坚队,带领400多名劳力,举着红旗开上第一线。他光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像飞一样,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……刘庄人苦战20年,凭着铁锨荆筐独轮车,把700多块赖地平整成了4大块方方正正的丰产田。所以当地人说:“想吃啥去陈庄,想出力去刘庄。”外村闺女多年不敢嫁刘庄,先是怕穷苦,后是怕艰苦。

  第二仗钻研棉花,一蹲蹲了8年。

  1957年周总理的嘱托,让史来贺“总觉得背后有个大巴掌在推着”。他当植棉科研组长,抱着被褥住进试验田的小屋,一蹲8年,成了“棉痴”。老辈子种棉行距“放下孩儿、搁下篮儿”,每亩不超2000株,他与父亲这个庄稼老把式打擂获胜,推广科学亩植5000株左右。并制服了“棉花癌症”枯萎病、棉蚜虫和脱铃、疯长。而且成功育种“刘庄1号”、“刘庄2号”,高产抗病的“刘庄3号”又在豫鲁鄂浙大面积推广。1970年,阿尔巴尼亚棉花考察团第一个从国外前来参观。老史的论文《科学种田连年高产》在《植物学报》发表,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特邀研究员,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做学术报告,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、全国棉花学会常务理事、河南省棉花学会副理事长。1984年为了棉田洒药治虫,刘庄3万多元购买一架蜜蜂3号超轻型飞机,更成新闻热点。

  第三仗兴修水利,苦战2年。

  1964年起,老史带领100多名壮劳力,起早贪黑从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。村里打了7眼大口径机井,架设高低压线路550米,修建桥梁、涵闸、退水坡7座,铺设地下管道1000多米,37条暗渠总长13000米,形成井河双灌,95%以上耕地稳产保收。

  1968年建自来水塔。

  1969年盖大礼堂……

  但是,“高产穷队”的危机也出现了。高产再高产,已超吨粮双百斤棉,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高,经济出现负增长,十几年里,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钱——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死?

  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,那段时间,老史老爱算账,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,除了麦子玉米棉花,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母兔母羊母牛母驴都算上了。

  “要想日子富,工商林牧副。”1964年,新乡百泉农专处理奶牛,一头大奶牛上千元,老史只掏90元牵回了3头小奶牛。村里人来看稀罕:“这是牛啊还是羊啊?夜里可看好喽,别让老鼠拉走了。”老史哈哈笑道:“有小不愁大。”1967年,老史派人到泌阳,3000元赶回6头大母驴,便宜没好货,有人编顺口溜:“提起泌阳驴,笑破人肚皮,六驴七只眼,还有个前栽蹄。”老史又派人到伊犁,买了27匹新疆马,26母1公,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庄,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:“你们是从非洲赶马回来的?”……到70年代中期,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20多匹,100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,又衍生了奶粉厂、冰糕厂、乳品加工厂;同时磨面机、轧棉机、榨油机响声此起彼伏,集体新村也已动工,全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。

  刘庄的动静,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。对棘手的史来贺,曾“调虎离山”,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记、某区区委书记,他不去;又婉言劝退:“老史啊,年纪不小了,下来让年轻人干吧。”老史反问:“我才40多岁,咋就年纪大了?”来人威胁:“你是全国著名农业劳模、植棉能手,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花上,你不怕砸了牌子、坏了名声?”老史回答:“牌子、名声不值钱,一个共产党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益,才最值得!”

  刘庄的工业,是吹喇叭吹出来的。

  1974年冬天,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,向老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。村里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械厂,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史世领,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课程和机械、制图等知识。老史父子和工人把坏喇叭大卸八块,三天三夜鼓捣响了。砸喇叭碗儿时,却焊接、冲压、冷轧、热轧都不满意,老史提议改为两次冲压,成了!改进的产品定名CF—66型双音排气喇叭,可到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,村办小厂吃了闭门羹。老史到省里开会,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大会会场上。这一招真灵,不少人验货下单,20多个省市的采购员纷至沓来。农家大院里,万能外圆磨床、万能升降台铣床、精密滚齿机、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鸣。

  机械厂像只母鸡,又孵出了面粉厂、造纸厂、电瓶厂、棉油加工厂、缝纫厂、砖窑厂,加上牧林渔业,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。还有4辆解放牌汽车、2部三轮摩托车、8部拖拉机、10部柴油机、150部电动机、11部小麦收割机、1部小麦播种机,等等。1980年全面丰收,粮食亩产1675斤,皮棉亩产222斤,全村总产值205万元,工副业占66%。

  然而,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80年代,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,统统成了小打小闹。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,这一群农民坐不住了,钻天拱地,左冲右突,一阵盲目乱撞。

  养奶牛,经济效益不高;

  养马,马驹因溶血病成活率低;

  养鸡,鸡群互相叨得没毛儿,派去管理的村委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。出鸡瘟时,怕老史知道,死一只往大烟囱里扔一只,扔了满满一烟囱。

  上腐竹厂,生产方式落后,否决;

  上啤酒厂,到汴京啤酒厂考察,难抢市场,否决;

  上食品厂,冰淇淋、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,但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,低档产品不赚钱,停止;

  上纤维板厂,买回主机,备足原料,到附近李台村、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,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,停止;

  上化工厂,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,技术不过关,停产;

  上造纸分厂,“农村姓猴儿的多,你干啥我学啥”,村村都有造纸厂,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,下马;

  上高级卫生纸厂,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,花40多万元建厂,出口却突然受阻,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。卫生纸分给村民,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……

 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:抬头看天,预言灵验;隔皮挑瓜,个个包甜;干活也爱示范,从耩麦子到使牲口,从装车到挖河,直至建厂办企业……群众认定,老史说啥情跟着走了,没错儿。这时起了怨言:“搞搞这,搞搞那,弄弄停停,拿钱往火里扔哩?”

  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,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,可以放开胆子做梦,而且亲手梦想成真。沧海转瞬桑田,大手一挥,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;大手一挥,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;大手一挥,水渠纵横织遍田野;大手一挥,集体新村拔地而起;大手一挥,农林牧副人欢马叫……但现在,他的手挥不动了,梦境超出了一个农民的传统疆域……

  1984年,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,鼓励“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,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”。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:“老史啊,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,要办,就办大企业,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。”

 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,反思过往,面向未来,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“定盘子”:一切重新开始,想高的,干大的,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,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!

  恰于此时,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。

  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,为二药生产药品“中间体”,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,生物医药工程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。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,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镛。但钱工的住址,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,不知门牌号,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。

 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,与两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,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。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,下午重来,终于在一根电线杆旁找到了临街单扇门里的钱家。钱工一听却摆手:这事农村干不了,干不了!

  返回后,老史说:“你们再去请。”

  钱工千里迢迢,一进刘庄眼就亮了:“想不到,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,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,了不起!”他和老史一见倾心,一同创建淀粉酶厂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,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,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。又派人到无锡、南京、天津,学的也是菌种、化验、发酵、提取、精制等技术。

  机械设计请的是另一位工程师,老史在家招待,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。酒过三巡,工程师提出,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元,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%……

  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,急电从郑州工学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,还有村里送去进修的6名学生。养兵千日,他赶鸭子上架,逼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。可这是一个高科技生物医药大企业呀!他喝问儿子:“你们说说能干不能干?”世领说:“咱试试,兴许差不多……”他吼道:“你别差不多,投资400多万,搞砸了,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!”7名学子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……而正是老史这一逼,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“子弟兵”,使刘庄企业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

  世领带人赶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从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图纸。又到山西清徐县一家淀粉酶厂取经,厂方见钱工介绍信很客气,但车间保密,世领设法溜进去察看了发酵罐、喷雾塔那套设备……他把学过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医药工程原理相结合,埋头一个月画出了图纸。钱工一看就点头,不比专业人员设计差。

  建厂一期工程,从发酵到提取的180个直径2.2米、高十几米的巨型罐,一些采购不到的机械设备,都是刘庄自力更生解决的,节省资金上百万元。但还需投资460万元,村集体只拿得出200万元资金,村民们又主动集资260万元。

  二药一位朋友来看老史,老史问他:肌苷与淀粉酶,哪个项目利润高、前景好?——就这一问,利润高好几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,成了刘庄主打产品。肌苷应用于白细胞、血小板、心脏、肝脏、眼部等疾病治疗,当时主要依靠外汇进口。而这微生物工程,从庄稼到细菌,涵盖极其浩瀚,老史宣告:“一旦进入生物工程,刘庄经济就开入了公海!”

  然而,一个泥腿子,年过半百,菌种没见过,显微镜没摸过,只读一两年私塾,还是在扫盲班完成的开蒙。从黄河边到公海上,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超越!

  村支书、村主任、农工商公司总经理“一肩挑”的老史,戴上老花镜,捧着书本,就着光亮,嘴唇微微翕动,一句句一篇篇,用比常人慢几倍的速度,攀援在陌生而艰深的知识结构中。他的用功并非现在才开始,床头书堆里,已有土壤学、栽培学、遗传学、气象学,也有马列政治、管理科学、天文地理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三国演义》,还有多种报刊。原村党委副书记张秀贞记得清楚,老史曾抱着一部《哲学辞典》,啃了整整2年,光为一句辩证的“群体存在个体之中”,就和村干部讨论了好几天……村民们说老史,到地头是老农民,到厂里是企业家,到家就成老学究了。

  药厂遇到下马威。10吨水解糖装入大罐提炼,正常可提取30多公斤白色结晶的肌苷粉末,可罐里出来的却是黑乎乎的臭水,后来提取的肌苷也只有4两。就在钱工焦急查找染菌原因时,倒一罐2万多块钱,倒一罐2万多块钱,流走的全是刘庄人的血汗哪!老史去北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10天回来,一进车间,大群职工就围上来了,副厂长和车间主任几个大老爷们竟然号啕大哭。“别哭了!”老史一声断喝,“创业哪有不作难的?不作难就不叫创业了。创大业,作大难;创小业,作小难;不创业,穷作难!”……有天他忽然问钱工:染菌是不是因为空气?钱工惊道:我也刚刚想到真空设备漏气问题,你这个棉花专家,又成生物工程专家了?!

  1986年,刘庄药厂正式命名为河南新乡华星药厂,史世领当了第一任厂长。仅隔2年,老史又提议投资1700万元上二期工程,村民阻力很大。为了给大伙儿一颗“定心丸”,他竟与全村300多户每家签订了一份天下少有的“不平等条约”:老史以个人对集体,通过向集体贷款、向农户借款的方式筹资上二期工程,赚了全归集体,赔了他个人承担……

  高耸的厂房、庞大的机组、粗壮的发酵罐、巍峨的冷却塔,一簇簇钢铁丛林在田野上生长起来。华星药厂健步如飞,2000年上二期,2002年上三期,2003年上四期。抗生素项目上了青霉素工业盐、溶剂、粉针、无菌粉,又上红霉素、卡那霉素,并建起4.8万千瓦电汽配套热电厂……900亩工业园区一片繁忙,上下班时分,厂区吞吐着五六千名刘庄职工和外村外地合同工,自行车摩托车车流如潮,汇聚而来,分驰而去……

  老史床头放着对讲机,天天一睁眼就说药厂。在指挥吊装的10吨、20吨巨型罐下面,他就像一名小不点儿勇士……两个儿子悄悄叹息,大儿子说父亲不论ABC还是CDE啥都管,小儿子说父亲让年轻人玩儿得太少。

  老史去世时,捧出了华星药厂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:年产肌苷500吨,是全国最大生产厂家之一;年产青霉素原料药5000吨,产量居全国第三,出口创汇居全国第一;进入全国医药销售排行前百名,年产值占全村总产值80%以上。

  史来贺逝世后,刘庄又经历了一个10年发展期。史世领说:“创业难,守业更难;要想守好业,必须创新业。”现已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、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、配套发展、循环经济的新格局。全村经济指标2008年达到最高点,销售收入20多亿元,生物医药约占90%,上缴税金近2亿元。在近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,出口、销售、利润下滑以后,刘庄更坚定了走科技创新之路的决心。目前经济实体的两大支柱,一个是集体所有的华星药厂;一个是与沿海企业股份合作、投资10亿元的河南绿园药业,30多个产品销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。同时也在京沪等地企业入股。科技创新则有两个亮点,一个是研究药用蛋白的生物研发中心,一个是研究半合抗(头孢)、维生素、氨基酸等的化学研发中心。这些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,与中国科学院等知名院所和高校合作,网上面向全国招聘人才,进口国际先进设备,努力进入国家创新绿色通道,已产生了2项专利。刘庄已是国内最大的肌苷和抗生素、维生素、氨基酸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,出口总量居全国前列。更可贵的是,已先后投资3亿多元,建成了医药行业一流的环保设施,经微生物技术处理的工业废水以及民用废水,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……2012年,刘庄364户1795人,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.2万元。

  讲了50年发展,搞了50年发展,发展为了什么?史来贺早就认定:发展靠人民,发展为人民,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成就的荣光,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果实的甘甜。而且,不要等到花儿都谢了,不要等到骨头都糟了,要最及时地分享,要最充分地分享。

  记者在刘庄,不断遇到自发前来的参观者,除了团队,还有坐电三轮带孙女来的80多岁的农村大娘,有徒步来的民办教师,有从新乡市骑车来的知识分子夫妇。那对夫妇羡慕地说:“村子真漂亮,干干净净,安安静静,比城里的小区还好!”

  全天候安保的刘庄新村,草木葱茏,红鱼在水中游弋,农家院的树上垂满了硕大的紫石榴。休闲健身广场之夜更是热闹,姑娘和小伙子随着音响K歌,中老年人唱戏跳广场舞,小孩子玩耍做游戏,还有篮球比赛,下棋打牌。村里每逢元旦、五一、七一、十一组织4场文艺演出,参演村民从3岁到80岁达200多人。每年春节还定10场省市级剧团的豫剧大戏,而且把全国京剧当红名角于魁智、李胜素请来演《春草闯堂》、《失空斩》……

  这里没有“房奴”“孩奴”,没有“蚁族”“蜗居”。村民除了年薪和奖金,50多项公共福利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。免费分配米、面、油、粉条、豆腐、瓜果,每天定时供应鲜奶,每5天分一次鲜肉;免费用水、理发、洗澡、看戏、看电影。免费医疗,村民由集体出资参加新农合,个人出资部分再予报销;还请县镇医院带仪器到刘庄卫生所,每年两次为村民体检。免费上学入托,村里投资2600万元建起一个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(七里营中学整体迁入)为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园区,并为教师上浮工资。还免费办网络远程教育大专班、中专班和专业培训班。

  刘庄的农民,男68岁退休,女60岁退休,享受补助以外,每年发退休金7800元,老党员和65岁以上者发9000元。村老龄委每年组织旅游,京沪津赣皖和延安西柏坡郑州西安南京济南青岛泰山都去过。1991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,有位游客见这一两百个老农民浩浩荡荡旅游,好奇地拉住其中一位老大娘,问你们是哪儿的?70多岁的老大娘玩得连老家都忘了,只自豪地说:“俺是史来贺那个庄的!”

  刘庄最引人入胜的,当然是那一片村民别墅群。

  老史从小深知,贫贱农家百事哀,就数盖房最苦。他当村支书的前20多年,为群众住房有救不完的急。那些年雨水好像特别多,村民们记得,雨中总有一个披蓑衣的身影,带着村干部到处巡察,排水,支撑危墙,遮漏雨屋顶……

  老史抓住民生疾苦的“牛鼻子”,三推集体新村升级版。

  第一代是两层楼。1976年初,集体有了积累,老史请北京建筑设计院出设计图,原则是节约土地、拆旧建新、一户一院、楼上楼下、整齐美观、50年不落后,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太超前了!县里来人劝他“先治坡、后治窝”,他说:刘庄的坡早治完了,难道要群众一直住茅草屋?刘庄农民为了梦中的一方美丽结实的屋檐,白天种棉粮,晚上盖楼房,连90多名妇女都掂起瓦刀搞竞赛。一个西北风呜呜叫的凌晨,老史正一块接一块往二楼抛砖,突然捂住心口,踉跄着晕倒在地,心脏前间壁小面积梗塞几乎要了他的命……全村人义务奋战6年,53排200多套1400间赭红色的双层向阳单面楼,终于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宛如一簇破壳而出的红润新生儿,在贫瘠中站起梦幻一般的真实。

  第二代是单元楼,1994年盖了14幢140套5层楼房。

  第三代是别墅群,老史去世前3年动的工。400套别墅,采用抗8级以上地震的全框架结构,3层加地下车库,一院一户472平方米,人均120平方米,共有8室4厅2厨3卫,配备宽带、闭路电视、中央空调、轻音乐音响,集中供应水、电、暖气、天然气,还有生活废水集中处理系统。家家都有书房,许多还添了钢琴、跑步机、按摩椅,窗明几净,雅致温馨。

  这三代新村,没占耕地,没向国家伸手,没向群众摊派,没收村民一分钱。牛玉莲大娘4个儿子分了4套别墅,她在轮流赡养中都住一楼,喜滋滋地说:“4个一楼都是我的!”

  全国专家学者座谈“刘庄现象”,惊叹:村民分配中呈现了这么多的“共产主义因素”,正是这些因素,更坚定了刘庄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!

  光芒

  共产党的光芒

  是每个党员

  每个党员干部

  发出的光的总和

  你认识,或者不认识我

  我在这里

  不泯不灭

  你懂得,或者不懂得我

  我在这里

  不舍不弃

  刘庄已进入了“后史来贺时代”。

  去世10年的史来贺,已是乡村里的一个背影?只是百度上的一个名字?不,他在这里。

  他是一束光。

  他说过:“《东方红》里唱:‘共产党像太阳,照到哪里哪里亮。’共产党的光芒,实际上是每个党员、每个党员干部发出的光的总和。党员都是发光体,群众都有趋光性。”

  光芒,穿透了生死,超越了时限,遗泽绵延,英名流传,他做到了。

  那年,46岁的他心肌梗塞,到省会郑州治病时,外面谣传他死了,村里一位老人闻讯病倒。他回村后看望老人,老人颤抖的双手在他脸上身上抚摸着:“可得爱惜身子骨啊,全村人靠你撑旗哩。”

  一个人撑旗能撑多久?老史一定深谋远虑。有次村干部会上谈到孩子,他问大家想给孩子置下点什么?有说房子,有说汽车,他说:我看,置这置那,不如给孩子置个好思想。

  所以,“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,把群众带到富路上,把群众带到正路上。”他说的是路上,刘庄的一条康庄大道还在延伸,理想还在远方,为了长治久安,他不仅创下了一笔财富,更留下了一代新人。人,才是刘庄最牢稳的基业,才是未来最可靠的保证。正如一位外国政治家所言:“人即城,人即垣,人即池。”

  从精神而言,刘庄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池。它的核心“五个坚持”:坚持共产党领导,坚持社会主义道路,坚持发展集体经济,坚持合理差别共同富裕,坚持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——这是刘庄世代感悟凝成的基石。

  村中一根高大的标志柱上,环绕14只手臂14只圆环,象征全村14个姓氏手拉手心连心。被冠以“首富”的刘庄人,彻底打破了“饱暖思淫欲、饥寒起盗心”的逻辑,仓廪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,信党不信邪,齐心奔幸福,自力更生,奋进超越,已形成了一种独具刘庄特色的意识形态。这正是史来贺留下的无形遗产。

  “村看村,户看户,群众看干部,干部看支书。”50年的老支书,永远的老支书,这个澄澈明亮的“发光体”,一生的操守,一生的感召,化作了无言的照耀,无尽的照耀。

  第一代新村建了6年,分期分批入住,老史是最后一批搬进去的。由于他的带头,村里出现了严重的“两极分化”,一边红色新楼房里住的都是普通村民,一边灰黄老土屋里住的都是党员干部。老史说:“搬新楼房,先群众,后干部,这是要让党员干部们懂得,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办事的先后顺序。”……第三代别墅,老史家又是最后一批入住,可他自己没能等到这一天。这成了刘庄人心里永远的痛。临别,村民恳求:让老书记的灵柩在别墅里停一停吧。可他只留下了天国的回眸。

  老史从1965年起,先后由县委、地委开工资。起初工资比劳力工分收入高,他一连12年向村里交工资,按劳力平均水平拿工分。1977年起,劳力收入远远超过他的工资,他又退出工分拿工资。连回村的退休干部和教师都享受的公共福利也不要。

  他家老宅6棵大榆树,小张庄木匠出价3000元要买去做马车没有卖,儿女嫁娶打家具也没舍得用。建集体新村时全部贡献出来了,村里作价2000元,他只收了1000元。

  食物极度匮乏的1960年,他赴京出席全国民兵英模会,公家发了20斤粮票几十元钱,到会上农民代表免交钱粮,他如数上交给了村里会计。

  儿子在厂里随手拾了一根两三尺长的废旧铁管,回家修童车,他发现后让儿子付了钱。

  他说:“有人说我史来贺一生不爱钱,这话不对,集体致富咋能离开钱?但共产党员只能为党增光,不能以权沾光。党员干部不怕吃亏,才能‘说话有人听,号召有人应’。”

  《热爱集体,更热爱国家》,是《人民日报》报道刘庄时配发的评论标题。三年困难时期那一年,刘庄交完7万多斤公棉,还余超产棉3.7万斤。往南走15里赶大集,一斤卖高价8元钱;老史带头往北走7里交公棉,平价一斤卖2元钱,全部支援了国家。

  刘庄家大业大,老史这个一把手光管监督,50年不批钱、不签单。他待了20多年的办公室,3间砖土平房20多平方米,被6张木床和桌子几乎摆满,顶棚也被冬天烤的棉柴火熏得黢黑。干部开会,天冷就挤坐在床铺和小板凳上,天热就把床席拉出去坐在树底下。

  他曾经给村里干部每人发过两个本本,一个工分本跟群众一样记出勤,一个“为人民服务本”记奉献。村里干部说,干了30年不知啥是补助,分配不比群众多得一点,啥事还得比群众跑得靠前,夜里群众睡了,干部还要开会学习。所以在刘庄,没人拉票争官。

  吃喝风在刘庄更刮不起来,无论哪级领导来,村里家常饭就挺好。老史与外甥聊过:“啥好啥不好?想吃啥啥好。你老舅从小到大啥没吃过?从吃野菜树皮,到吃国宴,还是白开水、热馍就炸辣椒最舒服……”

  他去世后,整理遗物的人直掉泪。老书记家是全村最简陋的,最值钱的就是新飞冰箱、18英寸彩电,老柳木圈椅、老方桌、长板凳已是村里的古董;卧室里,木板床铺着旧被褥,房间从南到北扯了2根长铁丝,上面搭着四季衣服,连一个衣柜都没有。他的遗物,只有用旧了的草帽、老花镜、放大镜、计算器、手表、小收音机、对讲机……

  “咱刘庄一千多口人,谁都没有亏,只亏了一个人,史来贺呀!”刘庄百姓抚胸扪心,人活着絮絮念,人死了泪涟涟。

  一位外地参观者感叹:“人活世上,哪天都会遇到牵涉个人利益的事,谁能真正这样清廉无私,对自己刻薄到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?对史来贺,学习容易做到难啊!”

  如今,在刘庄村党委的9个支部200名党员中,时时能感觉到老书记的存在。“党员联系户”制度坚持数十年,每个党员联系2~4户村民,急事难事及时反映解决,已成为农村党建工作的一条经验。支部每月3日的民主生活会,雷打不动。村领导班子成员实行“五免职”:违反各种制度和村规民约者免,搞派性不团结者免,弄虚作假者免,对批评打击报复者免,对工作敷衍马虎者免……史世领的手机就是意见箱,村民随时可来短信,不查出处,要事回复。

  如今,在刘庄一千多村民中,处处能感觉到老书记的存在。他给群众定过规矩:谁求村干部办事,一不准送礼,二不准请客。至今谁要搞特殊化,甭想站住脚;谁想欺压百姓,全村不愿意。村里看不见歪门邪道,听不到污言秽语,几十年无一人违法犯罪……刘庄还自创了一套新民俗。农村红白事最大,都由集体管起来,村民不送礼金,严禁浪费。办丧事,从老史的父亲去世那年开始,不穿孝服戴袖箍,不扎纸花不吹乐,村里举行追悼会。办婚事,村里一律派出5辆婚车,包括一辆大巴,别墅里面拜天地,本村酒店开婚宴,村里按照桌数给予补助……

  然而,刘庄的整体“富二代”怎么样?他们在史来贺去世后的10年里成长起来,外人不禁担心:生在如此富足的刘庄,坐享其成,毫无压力,年轻人岂不废了?

  秋日下午的座谈会,来了5位时尚的刘庄“80后”:29岁的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刘超,33岁的村团委副书记、华星药厂青霉素发酵车间副主任李博,30岁的华星热电分厂汽机工张修飞,25岁的绿园药业阿莫西林车间职工刘清达,26岁的绿园药业维C车间职工张盼。

  在他们这个年龄,当年的爷爷奶奶,当年的爸爸妈妈,正在跟着支书史来贺,筚路蓝缕地平土地,胼手胝足地摘棉花,披星戴月地盖新村,呕心沥血地办企业……然后他们这一代,“含着银汤匙”出生了。

  他们已分别开上了尼桑轩逸、大众朗逸、福克斯、吉利。村里年轻人十有八九都买了私家车,档次一般在十五六万元。每隔几天,他们就会开车半小时去一趟新乡市区,和家人朋友一起购物、餐饮、唱KTV。平时也爱网购,快递公司朝刘庄蜂拥而来,女青年喜欢服装和美容、减肥产品,男青年喜欢手机、电脑和ipad。

  他们分别毕业于南昌大学、河南师大、省经贸职业学院、省电大、平原大学。这一代除了个别高中毕业生,都是大学毕业,然后回到刘庄发展。有在外面工作的,没有在外打工的。

  李博年薪四五万元,刘超年薪4万元。刘庄人实行工分年薪制,一个工作日最高男20分、女17分。另外还有月奖金、职务承包任务奖金和公共福利。年薪一次性发放是在腊月廿一,财务开条,银行结算,由全村300多户的户主统一领取。回家再分配,一般是两代人谁挣的归谁。

  5个小伙子都已于25岁前完婚,多数已当爸爸。他们都和长辈住在别墅,爷奶住一楼,父母住二楼,他们住三楼。小两口一日三餐吃老伙儿的,养孩子也简单,只用花钱送到新乡市、七里营镇、小冀镇上一些辅导班。

  上班之余,开车、钓鱼、下棋、打牌、打篮球、玩茶艺、上网看新闻看大片。最嗨的是村团委每周一三五晚上举办的广场卡拉OK,刘超握着麦克风,吼出汪峰的《北京北京》、信乐团的《北京一夜》……他唱着北京,却不羡慕大都市。看见城市嘈杂、堵车、雾霾、排队的景象,想到同龄人就业、供房、育儿、升职的烦恼,他说一进市区头都疼了。至于飙车挥霍打架,他说:“那是都市专利。”

  “你幸福吗?”这个提问现在有点幽默,却引人回味——丰衣足食,自由舒畅,不愁就业,工作安定,没有打工心态,没有社交冷漠,不忧虑,不压抑,生活消费已达都市水准,邻里亲情还是田园牧歌,过一种踏实、温暖、富足的日子……他们一个一个真诚地回答:幸福。幸福。幸福……

  就在这时,记者看到,年轻的面孔笼罩上了一抹令人熟悉的光芒——这是父亲的光芒,这是祖父的光芒,这是史来贺的光芒。

  担心是多余的。这些健壮质朴的年轻人,生在刘庄,是他们的命运,没有个人家庭生活的压力,却有整个村庄前途命运的重任。

  刘庄的年轻人,不是团员就是民兵,都有组织。除了岗位技能的培训班,更有传统教育的必修课。当年那一段艰苦卓绝的创业史,如今只能从展览馆的黑白照片上依稀看到了,然而,史来贺高大身影后面那一幅背景,就是刘庄后代骨血孕育的土地,就是来之不易的幸福源头。基因已经种下,今天的儿女仍像昨天的前辈一样,辛勤耕耘,努力工作。厂里一说有任务,村里一旦下号令,这些骨骼已经长硬的时尚青年,立刻就变成了一群义无反顾的勇士……即使掉在福窝里,即使住在别墅中,他们毕竟是刘庄的孩子,毕竟是史来贺的传人。

  修飞还记得走过史家门前总听到一声叮嘱:“小飞好好学习啊!”

  清达还记得小时候扑上前喊:“老史爷爷!”

  刘超还记得老史爷裤腿一挽坐在马路牙子上喊他:“超!”……

  2003年,他们的“老史爷”倒下了。

  十届全国人大会议,史来贺不得不请假了。春节刚过,他在村民大会上正讲3年规划时,突然剧烈咳嗽,伴有发烧。家人好不容易将他送进北京协和医院,他气得不准世领进病房:“家里生产不让我管,把我弄到这儿来干啥?”医生诊断,他的肺疾尚未深入膏肓,但是身体严重透支,尤其在晚年,奋力拔高的超重负荷,昼夜兼程的殚精竭虑,体力渐渐耗空,已经无法手术。

  4月初,转回新乡市中心医院。他在病房又打电话又开会,反复讲刘庄三件大事:一是到2005年,实现华星药厂青霉素原料药万吨产量,刘庄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,上交税金达1亿元;二是建好400套村民别墅;三是刘庄建成现代化农村还有一段路要走……对个人家事,他却只字未提。直到体力衰竭,声音微弱得要靠身边的村党委副书记刘名宣一句一句转述,他还与村委会副主任通电话,问村里生产是不是正常,群众心情是不是稳定,说:“停两天,我就回村了……”小儿子世会来探望,他催世会走:“回去把厂里工作搞好,别惹爸生气,这儿有医生……”世会是一路哭回刘庄的。

  4月14日下午,史来贺突然休克,抢救一个多小时不见好转。然而在返家路上,奇迹出现了:刚入刘庄地界,一度骤停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;快到家门口,心跳趋向正常……在刘庄度过的最后10天,他把呼吸机的金属插管咬得格格响,直至咬扁——他想说什么呢?

  4月23日19时,意识清醒的他,头动了动,竭力想张嘴睁眼。世领双手捧着他的头,泪如雨下:“爸,你要交代的事我知道了,我一件一件对你说……”他拼尽余力,听世领讲完刘庄三件大事,几分钟后,就沉入了平生从未有过的久久歇息……

  那个时节,正是非典猖獗之际,疫情危急,路断人稀。按照有关规定,4月30日在刘庄大礼堂门前举行的追悼会,严格控制在400人以内。

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从北京打来电话,对史来贺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,对亲属表示诚挚慰问。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基层单位送的800多个花圈,层层簇拥,淹没了礼堂门前的广场,向着刘庄村魂,向着中国村魂,致哀,致敬!

  覆盖党旗的灵车缓缓开动,老史在亲爱的刘庄徐徐转了最后一圈。村民们守在他每天与大家谈笑风生的马路边长呼恸哭,正在药厂上班的职工们趴在车间窗口流泪向他挥手。条条村街都空了,男女老幼互相扶携涌向村口,追着渐渐远去的灵柩,声声呼唤老书记,泪眼模糊,凄泣悲号——“50年了,老书记是为咱刘庄累死的呀!”

  出村道路两旁,一夜绽开的素白纸花,飞雪一般遮覆了绿树。通往新乡市殡仪馆的一路上,沿途七里营、小冀、翟坡和新乡市郊的一二十个村庄,路旁伫立来送老史最后一程的人成千上万……

  史来贺的骨灰,一部分撒向了刚刚抽穗的青青麦田,一部分埋入了刘庄的泥土。他去后第一个春节,许多人家的第一碗饺子,都端到了小柳树旁的墓地;一连3个春节,许多别墅都不贴红对联。每个忌日,每年清明,村民都用鲜花供品祭奠他,连附近卖烧饼的外村人也拜谒他。百姓们依旧一遍遍与他唠家常:老书记,你关心的俺家孩儿,他上大学了,来给你说说;老书记,俺家娶儿媳妇了,往后你甭操心了……

  50年的日子像星星一样稠,老支书的遗泽闪闪烁烁遍布天空。

  天幕上那一片巨大的空白,能用什么充填呢?

  光芒。只有光芒,能使天地重新丰盈,能使生机重新饱满。

  太阳当空,光芒普照!

  记者 朱夏炎 王钢 摄影记者 史长来 书法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张海)